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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生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鸡毛换糖、义乌兵与板凳龙

　　第一种很普遍的解释是从历史上浙江学人的学术思想遗产中挖掘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是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浙江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并形成了‘义利并存、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①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浙东学派的事功哲学。事功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工商的文化精神，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否定和突破“重农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形成“义利兼顾”的从商观。如陈亮在论述商业的重要性时提出：“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家也②商业文化精神是事功学派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判断标准，它无疑浸润于浙江民间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观念，是当时社会追求功利和实效之心态的概括与提炼，代表的是一种新兴的商业阶层的精神需求。新兴的力量来自于商人阶层，他们获得了财富，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的思想得不到作为正统观念的儒家学说的承认。在与僵化和教条化的儒家学说的正面交锋中，商人阶层必须为自己独立于传统的主流特权阶层的地位找到理论依据。这些商人生活在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市镇，真正感到需要与正统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新兴力量仅限于工商业繁华的市镇，事功学派的文化思想被传统的儒家思想所包围。
　　不过，曾经主宰过繁华市镇的商人阶层能否使工商业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对于事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事功哲学的同一时代，部分农村地区就逐渐开始形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市镇经济，并以工商业聚落为中心所形成的农村经济圈。在市镇经济内，农业生产从以往相对封闭、单一的形态，转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介入市镇的商业活动来维持。作为商业中心的市镇在小集市的基础上产生了市场辐射能力更强、商业化组织更为严密的市镇网络。③南宋时期，城市已初具规模，杭州是南宋都城，市镇经济规模最大，百业兴隆，府城内外形成了许多同行业店铺、货摊相对集中的“行业街市”。④即使是地处中部丘陵地带的义乌，依托当时的水运条件，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市镇，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古镇佛堂。佛堂地处义乌江畔，水运极为便利。在明清时期，佛堂开始聚集徽商、龙游商，凭借义乌江与外埠通商。这可以当地所设的新安会馆、绍兴会馆等为证。⑤佛堂镇的兴起，是义乌农村集市兴起的重要先机。事功哲学所代表的商业文化是与市镇经济相联系的。从历史演化中市镇经济的地位来看，近现代市镇经济在国内外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萧条，这是以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市镇经济的必然命运。义乌仅有的一两个较为发达的市镇经济（如佛堂、稠城）网络，到新中国成立前已基本消亡了。建国后，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市镇经济更是无立锥之地。在义乌，小商品贸易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稠城镇和廿三里镇，都不是当年的大市镇；相反当年成为浙东四镇之一的佛堂，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属于市场经济比较滞后的地区。
　　另一种思路是将文化看作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⑦。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来反映。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的行为也是不可忽视的约束，对制度创新的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立足于文化，从非正式制度约束的角度解释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同样，家族文化对中国企业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给中国企业制度的演进轨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⑧ 从一种抽象的精神到可以观察的行为，将文化看作是非正式制度是很大的改进。不仅如此，还弥合了解释经济发展时“制度论”与“文化论”的冲突。经济学家们习惯于从经济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发展，显然过于狭窄；但是单纯从文化的角度，例如事功哲学、商业文化传统等等，也同样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是将文化抽象成精神，还是化作非正式制度，“文化制度论”的确改进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指出：“一旦有了一个商人阶级，他们便会开始把自己或紧或松地组成一个社会，一个新型的社会”⑨。他把商人阶级看成是新型社会的推动者，而且是一个或紧或松的组织。制度创新不可能归功于个人，个人的创新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曾经发生过，离开了组织，这些创新就失去了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经济发展表现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从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市场经济演进的过程，这决不是单个个体的贡献。在一个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经济进步过程中，在分工网络中必然存在着互相联系的一个群体在推动传统社会的进步，这当然也是一个在特定制度下有组织的过程，此所谓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形成一支工商业者队伍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创新群体又是如何在一定的文化中形成的，这是文化内生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
　　义乌农民的商业文化并不是学术思想，也不是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而是生产生活的习俗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具有鲜明群体特征的商业行为和惯例。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缺乏经济理性精神，而民间商业精神又遭到官方商业观的抑制，只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追求商业利润。义乌的商业文化在官方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还是寻找到了避免官方压制的途径，但又不与官方的利益结成一体。在官方几乎无法管制的农村小商品交换领域，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寻找到了与官方的利益不至于发生冲突的“小本生意”。义乌的“货郎担”们在小本生意的掩护之下，在农业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通过商业“游击战”，顽强地发展成为农业社会中极为少见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而且在其形成过程中，与商业活动（牟利）并无直接关系、但又能影响商人群体特性的民间文化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看作是民间商业文化的边缘文化。
　　义乌的“货郎担”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求利动机。这一点是事功哲学最起码的立足点，也就是人的功利本性。但是义乌的“货郎担”不是一般的商人，其求利本性并不是天生就能表现出来的，而是在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求生存的一种方式。所以，功利性首先表现为求生欲望。但是，单纯的求生欲望并不一定就是商业精神，其中需要从求生的功利追求转化为对货币增值的功利追求，促成这一转化的一个契机就是义乌兵。在一个以农业和农业人口为主、重农抑商的国度中，由农民转化为商人，使他们离开生生不息的土地，如果发生在正常的社会变迁之中，一般只能是个别的现象，像义乌这样出现大批农民放弃主业而从事交换的现象，则必须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历史条件是打破历史常规的偶然因素。笔者认为，明朝戚继光在义乌招募抗倭的义乌兵，很可能就是发生大转变最早的源头。
　　据史料记载，在抗倭期间至少共有近四万名义乌青壮年成为明朝政府的抗倭雇佣军。义乌兵的数量众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在当时的人口规模下，几万青壮年投入战争，随军作战，不能不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义乌兵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在战事结束退役后又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首先，长期的军旅生涯使得退役后的义乌兵不习惯农业生产，在农业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求生手段，足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这些人自然而然地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然而，由于他们中大多数人地位低下，不能进入上层的政治领域，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加入新兴的城市商人的队伍，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的社会群体。其次，由于常年随军征战，义乌兵早已背井离乡，在乡土、血缘观念极强的农业社会，无论到什么地方，既不能种田，又不能从政，外地人是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义乌兵是义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迫使农民走出土地的束缚，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当然只能从事边缘的事业。义乌兵的后代由于缺少经营资本，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做一点小本买卖，久而久之，他们由于贫穷而走出农业，又由于贫穷而做小生意。义乌兵在历史上的地位、义乌兵将领在后代人心目中的形象，无形中也会激励后辈们从困境和土地中走出去，从事简单的交换活动。
　　义乌兵不仅创造了义乌农民离农经商的契机，影响了一代代义乌人，而且义乌兵在军旅生涯、尤其是在作战中养成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对义乌人独特的商业操作方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农民是小生产者，有狭隘的家庭观念和自我意识，缺乏组织纪律性和相互协作的精神，但是义乌兵的后代改变了这些陋习，这一进步是与戚家军抗倭的治军方略有关系的。戚家军特别注重士兵的组织纪律和作战时的分工合作，这样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个人能力远高于农民兵源的倭寇海盗。再加之，戚家军特意用义乌人来组织指挥义乌人，在军队中容易形成核心。同样，当这些义乌兵退役后被迫背井离乡做起小生意的时候，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商业活动也是有组织、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的。义乌商业文化最突出的地方在于，通过组织和合作将千万个分散的农民组成一个商业团队，商业团队之间有着明确的市场范围，在一个市场范围内有组织地形成了商业网络，只要义乌人到一个地方，他就能依靠着一个网络和组织在短时间之内开始商业活动，这一特点保留着义乌兵组织良好、团结合作的影子。个别的农民即使有非常敏感的市场头脑和强烈的求利动机，离开了组织、网络和他人的合作，就很难更顺利地转变成商人。
　　义乌有在正月闹元宵、舞龙灯等大型活动的风俗，这与其他各地的风俗并无二致。其独特之处在于义乌的龙灯不是花很多人力、财力，以固定的竹箍和棉布、丝绸等为原料制造出来的，是一条由各家各户自备、自舞，但巧妙链接、分合自如的板凳与灯笼组成的“板凳龙”。这种龙灯可长可短，最短者仅一条板凳、一只灯笼，长者则可绵延数里，农户只要愿意加入，一条板凳稍作修饰即可。这样的组织方式突破了一家一户有限财力的制约。由于板凳的财产所有权清晰可辨，可以随时扩大或缩小规模，同样能够收到相当壮观的效果，形成了自愿、喜庆、协调、活泼的“板凳龙”文化。义乌农民特有的商业习俗文化，得益于其独特的民间文化背景。他们不贪图形式的华丽，但追求实际的效果，不做出财力之外的决策，但在财产明晰的前提下，相互合作，拧成一股绳，共同开拓大商人不屑于开发的农村市场。“板凳龙”文化反映出的是出于最底层的老百姓既独立又合作的理性精神，对明晰的财产权的天然敏感性。日后那些摇着拨浪鼓、挑着糖担的义乌农民从一个两个发展到了一组两组，最后发展到成千上万，从邻近的州县走到了浙江之外，正是“板凳龙”习俗文化在商业精神上的写照。
　　如果把“鸡毛换糖”看成是一种谋生手段，无疑还只是一种个体行为，即使大量的农民从事，也不足说明对经济进步的重要影响。问题就在于“鸡毛换糖”这样一种亦农亦商的谋生方式能否内生一个社会经济进步的新兴力量，谋生方式能否从个体扩展到群体，进而形成有组织的商业网络和专业化商业模式。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剖析“鸡毛换糖”如何演化成一种专业化、组织化的商业模式的过程，但是有几点非常关键的证据，可以作为习俗文化演变成商业文化的佐证。第一，演变成有组织的“敲糖帮”，内部有行商和坐商的分工；第二，行商内部形成了基于身份的金字塔式等级制度，坐商内部形成了雇用制度和总店分店格局；第三，行商确立了身份基础上兼顾个人努力程度的收入分配制度，坐商内部完善了向行商赊销和交易结算、结清债务的制度；第四，所有这些规定有着深厚的民间习俗基础，尤其是“敲糖帮”内部的一些帮规，与商业企业的管理制度迥然不同，但这些规定深深地扎根于民间习俗的生产生活中。
注释：①周明：《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之关联的理论反思》，载《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②④陈立旭：《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经济绩效》，载《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04页。 ③包伟民、王一胜：《义乌模式：从市镇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⑤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⑥参见陈立旭《台州的区域文化与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载《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8页。 ⑦“非正规约束在制度的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线依赖性的来源…文化信念具有极大的生存能力，且大多数文化变迁是渐进式的。”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1页。 ⑧参见陈立旭《文化因素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1月。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页。 ⑩鸡毛换糖从个人的副业演变成有组织的“敲糖帮”商业，参见白小虎《交换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理论与历史考证——以义乌“敲糖帮”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参见白小虎《交换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理论与历史考证——以义乌“敲糖帮”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战争后的义乌兵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远在异乡，最远曾被调至北京，镇守长城和辽东，有的还参加了收复朝鲜的战争。可参阅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第169～20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012-05-29 15: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