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坐在码头边沉思的工人背后是曾经繁华的的双屿港

涨次港码头边已无昔日的喧闹

几艘巨大的船舶正在双屿港的龙山船厂里维修

　　500年前，发生在六横双屿港的故事，是舟山历史上最绚丽多彩，也最为惊心动魄的一笔。而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并不详细，也不常被人提起，甚至很多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是因为这段历史纠结复杂，从前的封建统治者也是按着自己的意图来书写历史。若抛开一切感情色彩和利益立场，客观来说，不了解500前的双屿，就是不了解舟山的历史。
　　那时的双屿，在研究世界贸易和历史中，都是不可回避的，这是怎样浓墨重彩的一幅画卷呢？
    何处双屿港
　　双屿港的地理位置自古未变，即六横岛西岸与佛渡岛东岸之间的水道。对面就是著名的国际深水港宁波—舟山港区的梅山港，地理位置优越。这一带港湾曲折，山抱水绕，易于船只隐蔽出入，处于国际航线与中国大陆连接点。
　　当年浙江巡抚朱纨奏报中说：双屿“悬居海洋之中，去定海县不过六十余里。虽系国家驱遣弃地，久无人烟住集，然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道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这里的描述与现在的双屿港也是吻合的。
    曾经的“世贸中心”
　　500年前的双屿港究竟有怎样的辉煌呢？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牙商人品笃的著述 《远游记》中，描述的1540年至1541年间的双屿港。
　　文中记载了双屿常住居民3000人，葡萄牙人1200人，还有数以万计的往来商旅，市面非常繁荣。建有两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两家医院，和超过1000幢私人住宅。葡人和其他族裔的海商，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机构，该机构由司法行政官（警察）、审计官、法官、市议员等构成。
　　由于垄断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双屿变得“富庶异常”。品笃描述，由于当时的六横沿海人多地少，这里的房价非常高昂，房产每所建造成本约4000至6000得克，由于外来商家不断涌入，房屋租金高达每年2000得克，一两年的租金即可抵建造成本。翻阅史料你会发现，几乎是葡人入居双屿的同时，西班牙皇帝卡洛斯五世将妹妹唐娜·卡德林娜嫁给葡王若奥三世，他给妹妹的是“令全欧洲羡慕的嫁妆”———20万得克。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明德是国内研究双屿历史首屈一指的专家，他曾说：“双屿港市场，最早是由中国海商开辟的，这里地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沿海对海外贸易的要求迫切。浙东内陆水运发达，双屿到宁波，再顺浙东运河至杭州，即可进入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大运河。从经济地理角度，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徐明德表示，那个时期（1524-1548）的双屿港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被史学家誉为 “十六世纪的上海”。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
　　六横当地一位热衷于史学研究的老人俞品久带着记者，来到双屿港沿岸的涨起港村，在后面的山岙找到了一处用碎石封死的土洞说，“这是一座坟，是多年前村民史兴裕家挖宅基，刨到了这座用青砖砌成的墓穴。尸骨已没有了，随葬品有壶、杯、罐等，形制当地没有，南方沿海地区，也从来没有过。"俞老相信，这里就是500年前葡萄牙人在双屿经商之处，古坟就是证据。山上这样的坟大约有100多座，尽没于茂密的草木之中。当地百姓叫它们“洋人坟”。
　　另据，双屿港另一侧佛渡岛的一位老人顾锡金回忆，在他十多岁的时候，在小佛渡岛上玩耍时发现了几块石崖上，有蚯蚓般的文字，许多村民都赶来观看过。而葡文是拉丁字母，如写成花体，确如蚯蚓一般。可惜，当十几年前有关部门来调查时，岩石的文字由于风化水蚀没了痕迹。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佛渡发现了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古彩瓷片集散地。这和历史文献记载的互市货物中的陶瓷器一致。
    一代海商和双屿命运
　　历史如何会选择双屿？这是时代和一个人所造就的。事实上，早在葡萄牙人到达双屿以前，这里就已经是国内海商的一个聚集点。
　　据史料，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同时实行古怪和有限的勘合贸易，即外国商人随“贡使”来到中国，由市舶司将其货物以“贡品”名义“朝贡”给朝廷，中国方面则把商品回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贸易的规模、利润、效率统统不计。
　　明朝的商人，如果想私下与外国人做生意，那是不允许的，哪怕是愿意交税，愿意服从政府的管理也不行。也就是说当时双屿港的“自由贸易”其实就是“走私”，而且是武装走私，双屿则是武装走私集团的根据地，而海商也被朝廷称为“海寇”、“海盗”。
　　当时在双屿盘踞的是李光头、许栋兄弟、王直等一代叱咤风云的海商，极具商业头脑和经营手段，在国际贸易中充当着中间商，原本他们可以是安分守己的商人，却在明朝“逼商为寇”的海禁高压下，不得不选择了“武装走私”这条路。
　　是时，正是16世纪初环球大航海时代，哥伦布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改变了世界格局，对外贸易需要航路与航路交通，港口与港口对话，让货物双向互动。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最初是在广东沿海，却被明朝水师驱逐，而后才北上到达双屿，和早在双屿盘踞的“武装走私集团”一拍即合，成就了双屿二十多年的繁华。
　　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文化研究所方牧教授，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认为品笃所说在双屿港的建筑物，只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把中国的天后宫说成西方的“教堂”，把李光头他们办公开会的地方说成“市政厅”，也把海商的头目说成“议员”。因为双屿不曾留下一点品笃所言的西方建筑遗迹，而葡萄牙人也不可能在没有本地的武装保护下经商。
　　双屿走私一直是明朝朝廷的眼中钉，但是因双屿走私与江浙地方官员、士绅有紧密联系，明军的几次“剿匪”都不成功，再加之嘉靖帝当政的前20年，为是否给嘉靖的生父皇帝谥号，朝廷闹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双屿。然而这样没有国家支持的贸易，终会被终结。
　　1548年，一个叫兰沙罗特·佩雷伊拉的葡萄牙人将几千达卡（欧洲货币）借给当地的中国人，但这几个人赖账不还，逃之夭夭。佩雷伊拉一怒之下纠集了三十多个恶徒，在夜幕中袭击了欠债者的村庄，抢劫了十多户人家，强奸妻女，并残杀了数十个百姓。此案震撼明朝当局，终于下定决心剿灭双屿，派朱纨统一指挥浙闽军务，对双屿进行围剿。史料记载，为免泄露军机，朱纨弃浙江兵不用，动用从福建带来的亲信部队“福清兵 ”。仅仅五个时辰，双屿的海商大败，军队都指挥卢镗俘虏了李光头，许栋兄弟外逃。卢镗一把大火把双屿港焚烧殆尽。而朱纨为绝后患，又以石木填塞了双屿港，双屿就这样迅速地退出了世界贸易的舞台。
    王直和双屿之殇
　　说到双屿、海商与明朝的海禁，王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他在后双屿时代威震海内外，却与双屿有着一样的归宿。这样一个逆潮流而动的时代，最终导致了清末中国的积贫积弱。
　　徽州盐商出身的王直最初在双屿港为许栋集团掌管船队，1548年双屿覆灭后，王直收编余众，成为江浙海商武装集团的一代枭雄。而对海上贸易极其执著的葡萄牙人也不甘心，南下福建漳州，与王直集团合作，把漳州发展成了新的贸易中心。
　　王直作为典型的徽商，并非一介草莽，他一直以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学习日本语言文字，研究日本的商品市场，以信义取利，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在王直麾下，也有一些日本人俯首听命于王直的调遣，学习经商。
　　王直的一生都想把自己的事业纳入国家的正轨，他认为对外贸易是明朝不可避免要走的一条路。1550年前后，借着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绩，屡次请求松动海禁，使海外贸易合法化，却反遭朝廷偷袭和围攻。
　　王直突围后逃亡日本，两年后重返浙江一带，在沿海商民支持下，攻城略地，威震江浙，并在定海称净海王。明朝政府打不过王直只能把他的母亲妻儿囚禁。
　　1555年，明朝改变策略决定招抚王直，释放其亲人给予丰厚待遇，王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归顺。1557年，在接受王直投降后，朝中重臣变脸，王直被捕入狱。1559年12月王直被斩于杭州官巷口，他临死时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王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王直与双屿的悲剧注定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纵观历史，其实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在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而在西方走向繁荣和扩张之时，我国封建社会却处于停滞状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
　　方牧教授认为，海商是大航海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受经济利益驱动，代表人性开拓冒险、进取张扬的一面；而海禁则是封建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它从政治利益考量，代表人性偏狭保守、暴戾乖张的一面。
　　500年前的中国在全球化中没有把握机遇，第一次全球化带来的福祉与我们擦肩而过。这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是强国之路。
　　当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双屿港时，海岸线上，中远、鑫亚、龙山等几个大型船舶修造公司欣欣向荣，高耸的吊架、巨大的船舶、卡车来往穿梭……
　　这一次，双屿将会以开放的姿态重铸一个大港的辉煌。
    鸣谢 俞品久 虞兵科先生 舟山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