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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台州

      与元朝相比，明朝统治台州的时间要长得多，自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明军进入台州，直到清顺治三年(1646)南明军队撤离台州，先后凡279年，行政建置称台州府。这一时期，台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较元代有所回升，然而步履已经艰难，不再似南宋巅峰时期那么堂皇、那么充满生机。台州的封建社会，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之路。
（一）
     经济的回升在明代早期表现得比较明显。从元末方国珍割据时期起，台州的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就有所复苏。进入明代以后，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奖励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台州的农业生产开始回升。洪武十七年(1384)，御史蔡民玉在临海县章安“凿河若干，置闸若干，总萃之以古桥闸”。二十一年，蔡民玉又在临海县溪口上蔡村“建砩（坝）一十八进”，总蓄水量近1万立方米。二十四年，临海县又筑横山岭闸。永乐二年(1404)，黄岩县重修混水等水闸、陡门。洪熙元年(1425)，黄岩县修滨海闸堤。此后，水利工程规模扩大。弘治年间(1488－1505)，黄岩县在横街到海门一线古沙堤附近筑丁进塘，长30公里。正德时(1506－1521)又筑洪辅塘，北起海门，南到太平县松门，并筑四府塘，海岸线整整外移了3000米。此后，嘉靖十五年(1536)太平县还筑了牌下塘，崇祯十五年(1642)又筑薛家浦、沙角浦、中扇浦三塘。楚门一带的徐都塘、南北塘、石龟塘、骑马塘、小山外塘，以及三门湾北岸的葛岙长老塘、沙柳的小河塘和梵寺塘，南岸蒲西的小蒲塘和西渡塘，岙口的毛张里塘、周水塘、南山塘、锁门塘和市弄塘，都在明代围成。河道的疏浚也得到了普遍的注意。这就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政府还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明太祖曾下诏规定有田五至十亩者必须种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并且用税收的办法强行推广，不种者要加重征税。洪武二十七年(1394)，工部又通知各地督促种植桑、枣，额外多种的棉花可以免税，极大地促进了棉花的种植。在台州历代的地方志书中，明代的《嘉靖太平县志》和《万历黄岩县志》开始有了植棉的记载。作为染料作物的蓝靛，开始从福建汀州引入。双季稻和小麦的种植到明代也更加普遍。玉米和番薯大约也是在明代万历中期传入台州，迅速发展。稍后又有花生自福建传入。温黄沿海的生产发展，导致太平县（今温岭市）的建立。成化五年(146 9)，分黄岩县南部的方岩、太平、繁昌3乡设立太平县。十二年，又把原属乐清县的山门、  玉环两乡划归太平县。
     自然经济开始分化，手工业有较大发展，开始出现雇佣工人的作坊。弘治时，台州年贡各色纸张近25万张，可见造纸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万历时，三门湾蛇蟠岛、临海县桃渚、黄岩县山下郎、仙居县石仓洞等地，石矿的开采都已经颇具规模。天台县新民乡水南村的银矿山挖有500口左右矿井，为朝廷冶炼白银，至今还留有高含量的银铅锌矿渣30余万吨。沿海各港口都有造船场打造战船和民用船只。水产品的加工开始商业化，鱼行和商船开始兼营，行业加工与渔民加工并存。
     商业有所发展。《嘉靖太平县志·食货志》称：“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民不越乎以农桑为业。间有为贾者，盐利大，鱼次之，己而商次之，工又次之。”贩盐活动，“率担负鬻于本县诸民家，近年始用船载，鬻于天台、仙居，率至中津桥阅税云”。“或货米谷，毋敢越境。或货材木，率于黄岩西乡诸山，近年有至温州、闽中者。或货海鱼者，率用海舶在附近海洋网取黄鱼为鲞，散鬻于各处，颇有羡利”。又称：“远而业于商者，或商于广，或商于闽，或商于苏杭，或商于留都（南京）。嵊县以上载于舟，新昌以下率负担运于陆，由闽广来者间用海舶。”如果考虑到太平在成化五年(1469)才建县，至嘉靖时只有八九十年，就已经有大宗的远途商业活动，应该说这种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台州各县的情况大祗不会相差太远。
     随着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各县集市都有较大发展。地处山区溪谷的横溪、白塔、下各、白鹤、平桥、街头、坦头、珠岙、亭旁、宁溪、院桥，以及沿海的杜桥、花桥、石粘、潘郎、横峰等地，逐步形成市镇。健跳、大陈、前所、石桥头、隘顽、楚门等地也由于设卫置所驻军防守而推动了市镇的形成。三门县亭旁岙楼村至今存留的卖猪墩遗址，就是明代集市的遗存。民营的典当铺逐渐增加，临海县的秦鸣夏一家就有典当五处。（二）
     无可避免的是，这时台州的封建社会已经到了后期，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夺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元代的赋税已经苛重，明代又再加砝码。洪武二十四年(1391)，根据官方的统计，台州的人口与元代基本持平，将近20万户，而元代台州的税额是夏税2991锭、秋粮70340石，明洪武二十四年的夏税为麦30672石与钞4643锭，秋粮为米140237石、钞584 锭，增加了一倍多。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自洪武至嘉靖，将近200年间，自“上田率不过亩一金”，上涨到“田或亩十金”，土地的价格整整上涨了十倍。土地的高度集中，迫使农户流亡，或沦为佃户，以致在册户口剧减，而地主豪强却勾结官吏转嫁赋役。王圻《续文献通考·田赋考》指出，甚至赋役黄册也“任其增减，凡钱粮之完欠，差役之轻重，户口之消长，名实相悬，曾不得其仿佛。”弘治五年(1492)，台州在册户口只有72685户，而夏税麦为31482石、钞1035锭，秋粮米136075石、钞5569锭，较洪武时又有增加，而且转嫁到了在册民户身上，平均每户增加近三倍。当时的黄岩县人王弼在《永丰谣》中写道：“永丰圩，永宁乡，一亩官田八百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却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陡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偿新债。旧租未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怨，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可种官田。”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台州农民的惨状。当时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约占产量的三分之二，已经很高，还要承担额外的赋税，实在不胜重负。天启元年(1621)，给事中甄淑还在说：“ 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看来直到明末，这种极不公平的状况仍然存在，这无疑大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
     不仅如此，台州还有着特定的不幸。由于地处沿海，倭乱连年，对于台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更是黄昏又兼风雨。自从进入明代以后，台州路改称台州府，起初仍然辖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实际上当时台州的时局并未稳定。早在元末，就已经有倭寇在台州的宁海一带骚扰。明洪武元年(1368)，随方国珍归顺明朝的24000多人虽然被 “ 尽徙濠州”，然而在台州一带还有他的不少余部“入海剽掠”，并往往“勾倭为寇”。二年五月，倭寇侵犯玉环山等处。三年，明王朝派使者到日本交涉，日本送还从台州、明州掠去的居民70多人。四年，靖海侯吴桢收编了方国珍散在台州、温州和庆元一带的旧部及船户共11万多人，分隶各卫为军士。这个措施虽然解决了方国珍的旧部问题，但是沿海的治安并未完全解决。这只要看同时又宣布禁止居民私自下海，就可以知晓。十一年正月初一，倭寇自海上攻楚门，官军还击，俘获倭船一艘。十六年，倭寇侵扰乐清县金乡卫，窜入松门。十七年，侵扰大闾，被总兵刘荣击败于望海埚。由于倭乱日渐严重，信国公汤和奉命巡视浙东西诸郡海防。他采用了方国珍的侄子方明谦的建议，在沿海筑城59座，添设卫所，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卒，充实海防。台州本来设有台州卫，洪武二十年又增设了海门卫和松门卫。海门卫下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及健跳、桃渚和新河三个千户所，卫城和健跳、桃渚两处所城都在同年抢筑而成。新河所和前千户所也在二十八年筑城。松门卫下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及楚门、隘顽二个千户所，卫城和楚门、隘顽的所城也在洪武二十年筑成。同时赶筑的还有一批巡检司城和烽火台。在现在的三门县境内当时就有曼岙、关头、桃峙、蒲西等4座巡检司城，并有长达500米的北沙壁垒及34处烽火台。临海、太平两县境内也各筑成烽火台三四十处。鉴于局势紧张，为了赶时间，在筑海门卫城时，不惜拆了黄岩县城，将石料运到海门赶筑。不仅如此，又把玉环、南田两岛上的居民全部撤走，实行坚壁清野。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台州沿海大约相对平静了10来年。洪武三十一年，倭寇重来，2000 多人侵扰玉环岛的海澳寨和楚门千户所，千户王斌和镇抚袁润战死。又有倭寇侵犯宁海县，被指挥陶铎击败。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倭寇在松门登陆，攻破卫城。从此倭乱日甚。十六年正月再陷松门卫。二十年侵犯桃渚。正统四年(1439)，倭寇攻破桃渚城，烧杀劫掠，“ 积骸如陵”，“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景泰六年(1455)，倭寇攻健跳所。正德九年(1514)，倭寇犯宁海县。嘉靖十八年(1539)，倭寇犯石所庄（今三门县葛岙外黎村），沿海居民逃亡一空。十九年，倭寇侵扰频繁，城门、关头（都在今三门县境）设寨布防。二十三年，将原驻省城的巡视海道副使移驻台州以加强军事指挥。次年开始组织乡兵守土抗倭。二十六年十二月，倭寇侵犯台州，大肆杀掠，以至将吏获罪。三十一年五月，倭寇2000人攻陷黄岩县城，踞城10日，焚烧县治及大量民宅，府知事武韦赴援战死。此后倭寇连年入侵，遍及台州各县。至三十八年的8年间，仅自海门登陆流劫各地的就有4次，先后围攻府城4次，侵犯太平县城3次，侵犯松门卫7 次，入侵仙居县境10次。三十五年二月，倭寇从临海县入黄岩县西乡。六月攻陷仙居县城，盘踞40多天，城内除学宫和两处民居外全被烧毁。三十七年四月，倭寇在临海县栅浦（今属椒江）建立据点，分掠黄岩县的长浦、路桥和太平县的泽库、松门等地。另有大股倭寇攻府城，知府谭纶坚守退敌。各地民众奋起抗击。三十八年三月，倭寇大举入侵，围攻桃渚、楚门，犯太平县城，另一股又进犯三门湾猫头洋等处。四月，宁绍台参将戚继光率军南下台州，首战桃渚告捷，再战海门、新河等地大胜。三十九年春，因台州倭乱特重，新设台金严参将，驻军海门卫，以戚继光为首任参将。此时海门的水陆驻军约有7000多人。此后二年多，戚继光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大小10余战，每战皆胜，四十年四月，倭寇近万人分路入侵台州，戚继光在三门湾南岸的小雄、哩浦、健跳及太平县的新河等地大败倭寇，又回军驰援府城，在城东花街与倭寇激战，大歼来敌。五月初，倭寇3000余人改出大石往仙居县，戚继光又在临海县西乡常风岭中途截击，彻底消灭了这股倭寇。接着又在太平县长沙围歼倭寇2000多人，从此台州倭乱才暂告平息。四十一年秋天，戚继光调离台州。从洪武元年到嘉靖四十年，倭寇作乱台州先后173年，这时距明朝灭亡也只有83年了。实际上，此后倭寇也并未完全平息。过了12年，万历二年(1574)，又有倭寇侵扰台州。十年三月，参将沈思学率部在玉环岛坎门黄门洋遭遇倭寇，擒获30多人。直到明末的崇祯四年(1631)，海门还设有备倭公署。由此可知，实际上明代的台州始终处于倭寇的侵扰之中。
     倭寇之乱对于台州社会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仙居县人林应麟生当倭乱时，家遭倭寇浩劫，在他的著作《介山稿略》卷十二中作了如下记载：“吾邑自倭酋残破以来，虔刘俘虏，为口殆以万计。兵盗焚掠，建城缮邑，公私耗散，为钱殆以千百亿兆计。无论事户，即中左之家，父子冻饿，兄弟散四方十且二三。往往数十万金之产，售不能一二十金。衣轻策肥、坐不垂堂之子弟，被系械敦扑，身无完肤者，骈首累迹于道。四五月间，新谷未长，虽非凶岁，老羸往往枵腹而死，壮夫鬻男女以供官府，或殍於羁狱，或自经于沟渎之中，指不胜屈。盗者窥铢两之利，忘其首领。”又说：“丙辰残破以来，流徙过半，外郡豪猾渐占业其间至十五。”又有诗称：“一从倭寇伤残后，乡市人家半沦亡。野哭村村难听得，赭衣槌户索兵粮。”我们不难在这些记载中看到倭寇之乱对于台州社会直接的与间接的负面影响。对于渐趋没落的封建社会，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渔盐业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洪武四年(1371)严禁居民私自下海。二十年对玉环岛与南田岛的封禁，受损最大的就是渔业和盐业。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重申海禁，甚至把双桅以上的渔船统统毁掉，对于渔业来说，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对外贸易更是如此。起初，明朝实行贡市贸易，商人在政府官员监督下与外商进行定期、定点、定量的交易。嘉靖二年(1523)，日本人在宁波发生了“争贡事件”，朝廷关闭了宁波等处的市舶司，在官方监督下的外贸活动也完全断绝，于是走私猖獗，台州有些商人也参加了与日本商人的走私贸易。二十六年，“倭船百艘久泊宁、台二府”，海门港一带的走私活动盛极一时。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从海门港出兵直捣在舟山的主要走私贸易基地双屿港，驱赶了葡萄牙商人、倭寇及中国奸商，有些奸商在海上和倭寇勾结起来，甚至引狼入室。台州倭乱严重，其中就有奸商勾引的因素。《嘉庆太平县志》卷七称：“洪熙间(1425)寇患，皆黄岩民周来保煽诱。”又称：“又有乔汉者，亦从亡。”官方贸易的断绝与走私活动的猖獗，极大地损伤了国计民生，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四）
     明代台州的人文现象，也呈现出封建社会晚期的特征，文化的底蕴增厚而活力衰减。明代初年，由于急需人才，采取了征召、荐辟与科举并行的办法，台州离当时的京城金陵（今南京）只有一省之隔，受征召、荐辟的文人不少。在科举制度中，明代废除了元代的族属和户别的限制，差不多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参试，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复兴，私人办学之风大起。明代279年间，台州中进士的有271人，这个数字低于宋代而比元代和清代要高得多。人才蔚起的结果，产生了群体效应。临海县王宗沐和他的儿子士崧、士琦、士昌及侄子士性，一家五人先后考中进士。秦礼一家，本人和兄长秦文、弟秦武，以及次子秦鸣夏都是进士，三子秦鸣雷则是嘉靖二十三年的状元。金贲亨一家，本人和儿子立爱、立敬、立相都是进士。黄岩县的黄彦俊、黄孔昭、黄莆，三代进士。此外，临海、黄岩、太平、天台、仙居等县，还有不少一门两进士。从台州府志和各县县志的立传人物来看，明代以宦业、名宦立传的有718人，占秦汉至清代总数的一半还要多。仙居县人王一宁在代宗时曾任内阁大学士，参赞军政机要。六部尚书及行省布政使一级的官员先后共有15人。就正史立传的人物来看，从晋代到明代，正史有传的台州人有87人，加上《清史稿》中的9人，共96人。其中晋、南齐、唐各1人，宋代20人，元代8人，明代56人，清代9人。就封建社会的标准而言，明代台州的人才是兴旺的。
     值得庆幸的还有在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出了几位台州籍的著名将领。在抗倭战争中成长的有太平县人张元勋、临海县人杨文等，随戚继光抗倭多年，前者以战功官至右都督，后者官至镇守辽阳总兵官。在援朝抗倭战争中立功的有临海人王士琦，万历二十五年以山东右参政监军渡海援助朝鲜抗击倭寇，力排众议，极力主战，率军水陆并进，取得全胜。还有一位是黄岩县人曾铣，嘉靖时官至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战功卓著，后遭奸臣严嵩诬陷而被害。
     在文人中当时名气最大的是宁海县人方孝孺，人称“一代大儒”，被惠帝尊以师礼。 “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攻入南京篡夺帝位，方孝孺拒绝为之起草即位诏书，以死相抗，被灭十族，死者达873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人。此外，为明太祖立典章制度的临海县人陶凯，被仁宗尊为“先生”的天台县人徐善述，英宗时督学南畿的临海县人陈选，弘治时两任国子祭酒的太平县人谢铎，正德时官至礼部尚书、最早起来系统批判王阳明主观唯心论“心学 ” 的黄岩县人黄绾，都是名闻当代的文人学者。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最值得称道的是临海县人王士性。万历时，他宦游黄河上下、长江南北，足迹几乎遍及各省，所到之处对当地风俗人情广为搜访，悉心研究，详加记载，著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书，较具体、全面地阐述了人地关系理论。长期以来，王士性的学术成就未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直到近年才获得应有的评价，被称为古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已经走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前列。
     在艺术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市民文学的兴起。戏曲更趋繁荣，海盐腔在台州流行。明《太和正音谱》载知音善歌者36人，其中有台州人冯彦皋。成化二年(1466)，陆容《菽园杂记》载黄岩等地“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亦不为耻”。成化十六年所修的《黄岩廖洋陈氏宗谱》有明文禁止妇女“观戏嗜曲”的家训。嘉靖时，徐渭《南词叙录》载：“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台州籍的剧作家，著名的有《清风亭》的作者临海县人秦鸣雷，以及黄岩县人黄维楫、天台县人文九玄和叶俸等。演出场所有庙台或临时搭建的草台。
关于明代台州的社会风俗，生活于明代晚期嘉靖至万历间的临海县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有一处概括的描述，认为其“俗尚居奢俭之半”。而太平县人叶良佩则在《嘉靖太平县志·风俗》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动态描绘，记录了洪武、宣德至天顺、成化至弘治、正德至嘉靖的四个时期社会秩序、伦理纲常、起居服饰的演变。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开始冲击明初森严的等级界限，盖房衣饰“违礼”、“失制”，表示社会开始出现涉及上层建筑范围内的变动。
（五）
     明代晚期，自然灾害频繁。连年的倭乱无疑大大削弱了抗御灾害的能力。隆庆二年 (1568)七月，也就是倭乱基本平息后6年，飓风在台州登陆，海潮和山洪相激，水位高涨，府城塌毁，水淹3月，溺死3万余人，毁屋5万多处。旧传当时府城仅留下18家居民；水未退时，有在屋背生育者、裹尸者；水退后人畜尸骸满街巷，官府委人埋葬几个月后才结束。第二年秋天又有水灾。万历二年(1574)春旱秋涝。六年又大雨成灾。九年，旱灾加上蝗灾。十五年以后，灾害更加严重。天台县在这年七月遭风灾，发生饥荒；十六年又饥荒，“民食草根木实，死者无算”，又有疫病流行；十七年又旱灾；十八年又夏旱秋冬雨涝，“麦禾俱死 ” ；二十年虫灾；二十一年无雨大饥；二十四年大歉收；二十六年大旱；二十七年饥荒，几乎是9 年连续遭灾。直到明末，天台县仍然灾荒不断：天启五年(1625)秋，烈风暴雨成灾，“ 禾尽拔，民采蕨充食”；崇祯九年(1636)“奇荒”，灾民“掘土号‘观音粉’，食之多毙” ；十五年又大旱大疫，“死者相籍”。其他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所有的记载中几乎看不到政府的赈灾举措。实际上，穷于对付北方战乱的明王朝此时连军饷也已无力筹集，更没有能力赈灾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海门水陆各营哗变。七月，松门卫士兵哗变。四十八年六月，海门卫士兵烧了把总衙署，鼓噪入府城，焚掠街巷，抢劫大姓80多家，开监放囚。崇祯四年(1631)八月，海门卫士兵再次哗变，烧了备倭公署。闰十一月，又聚众7000人包围府城 10多天。一连串的兵变，直接的起因都是欠饷缺粮。崇祯十七年清军进入北京以后，台州一带在南明临时政权的统治下，更是风雨飘摇。弘光元年，也就是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南下，南明鲁王驻台州。五月，海门卫明军劫掠黄岩县城，并到府城索饷。六月，鲁王监国，移驻绍兴。第二年，清军进入台州，明王朝在台州的统治也就正式结束了。

2012-06-29 09:11:00